2012年，发现3个新亚型汉城病毒；

　　2013年，发现4种新汉坦病毒；

　　2014年， 发现具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病毒-荆门病毒；

　　2015年，发现115种全新病毒；

　　2016年，发现了1457种全新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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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些，即使不属于这个行业的科学工作者也能知道这些发现意味着什么，这个研究团队为何能以每年都发现新病毒的步伐与时间赛跑，跻身于世界病毒学研究的顶端发出中国的声音？在疾病防控领域的工作者，可能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就是传染病所人兽共患病室主任张永振研究员—团队的领军人物。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好奇地输入他的名字进行网页搜索，关于他的内容比我想象中要少很多，认真翻看每一条信息却发现关于他的报道基本都和发现新病毒有关，而他的每一次发现都将我国的病毒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时值冬日，霾锁京城，一切都是灰蒙蒙的。11月24日，互联网铺天盖地的新闻呼啸而来，我的朋友圈被“中国科学家发现1445种全新病毒”的新闻刷屏。要知道在过去的２００年间，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２０１１年出版的第九次分类报告，世界上病毒种或者是待定种一共是２２８４种；而这一次，张永振团队就确定了１４４５种，再加上之前他们的发现，他的团队发现了约１６００种新病毒。当晚从来不在朋友圈发工作事宜的我破天荒的连发两条，连我的家人都深受感染纷纷转发。1445种全新病毒的发现一扫京城雾霾，感觉一切都清透起来。相比张教授的称谓，我更喜欢叫他张老师，因为工作在不同的楼层，在所里能见到张老师的次数并不多，每次见到他总是风风火火，我也只有匆忙打个招呼的份儿，这次终于有了能和他面对面交谈的机会。张老师和我想象中的科学家有很大不同，一直以为科学家都是不善言辞，埋头搞科研的“理工男”，张老师完全刷新了这一固有概念，我第一次意识到科学家也有口才极好的特例。

　　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边缘“中国西部第一门户”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处亚欧大陆腹地，边境线长380公里，属荒漠气候，张永振就成长在这里，十几公里之外便是前苏联的疆土。他的父母是响应国家号召到新疆支边的江苏青年，当年插队边疆的生活可想而知，但生活的困苦并没有造成精神的贫瘠，他对知识的渴望与勤奋好学让他在学生时代就脱颖而出，小学到高中他一直保持着全校第一的记录。虽然师资力量非常有限，他高中老师是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插队知青，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历经三年苦读寒窗，1982年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新疆石河子农学院。在那个大学毕业包分配的时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有了工作，很多经过奋斗实现大学梦的同学突然失去了奋斗目标，追求60分万岁。但他一直记得儿时的梦想：做一名科学家。虽然此时的他还不知如何才能实现梦想，但他坚信，追寻梦想的道路不能停滞，必须马不停蹄的向前走。

　　虽然不喜欢自己的畜牧专业，但他并没有放弃，开始自学与此专业相近而又感兴趣的生命科学，本就不多的生活费大部分用来购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大学的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等教材，买书的花费让他本已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他几乎压缩了所有其他的时间，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的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和自习室，与其他同学丰富多彩的生活相比，学习成了他大学生活的唯一内容，枯燥而单调。为了阅读国外原版专业教材，他苦学英语，到大学3年级词汇量已达到了6000，顺利实现了阅读原版教材，放眼世界的“小目标”。

　　拮据的生活和废寝忘食的学习让正值大好年华的他瘦削异常。除了大一寒假回家一次探望家人和老师，整整大学四年，即使是春节全家团聚、阖家欢乐的日子，空旷清冷的校园除了值班人也只有形单影只的他还在大风呼啸寒冷异常的深夜埋头苦读。时隔多年，他仍然记得大一寒假回家时老师对他说的话：永振，你是有培养前途的人，你应该有新的目标--考研究生，走科学研究的道路。1986年，他报考送到国外大学培养的研究生，遗憾的是，那个从来不考数学的专业在那一年突然加考数学，他落榜了，只好服从分配回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外资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一干就是6年。

　　时至今日，有人对他说，如果不是在新疆兵团耽误6年时间，你能更早步入科学的大门，科研之路可能会走的更好。他却不这样认为。谈及这6年的兵团工作，他充满感激。他工作的外资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内容涉及农业、工业、畜牧业、水利、基建、财务统计、税务等众多行业，还要与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各部委、众多中外专家打交道，这6年于他而言大大开阔了视野，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管理水平都得到了很好的历练。繁忙的工作让他经常披星戴月忙碌到深夜，但在他内心深处，有一个梦想时刻在提醒他别忘记从荒漠边陲一路走来的初衷。考研的失利让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也没忘记继续学习，他开始恶补数学，从南开大学数学系微积分，武汉大学线性代数到同济大学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他挤出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数学。虽然当时学习数学是为了考研，但这段时间的学习让他认识到数学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数学基础的科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没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可能在科学的道路上走的更远。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92年，他说服单位领导并成功考取了华南农大研究生，攻读动物科学专业。对于如何走上科学的道路，他说：“我的人生路很好玩，我一直在挑战自己，一直在变专业，从畜牧专业到生物学到动物科学再到免疫学，接触到免疫学后，我的导师恰巧把我送到南方第一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去做课题，也就是从免疫学开始，我逐渐走上了科学的道路”。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的他本应回新疆工作，但对科学的热切向往让他下定决心继续深造，几经波折终如他所愿，他辞职考入了中科院昆明动物所攻读免疫学博士。3年博士生活辛苦异常，他没回过一次家，当他的爱人带着女儿跨越千里来看他时，女儿却把他当作陌生人，那种滋味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3年后，博士毕业的他来到北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研所（现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师从徐建国院士做博士后，这一扎根就是很多年。

　　强烈的好奇心是科学研究的最初动因，但单纯的好奇心从来不是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科学家的好奇心是以大量原有经验和知识为基础的，是更深层次的追求。大学二年级的遗传学实验，他看出了雏鸡和果蝇的唾液染色体提取之间的实验差异，他锲而不舍反复实验直到得到满意的结果。大三时，他对基因的表达，基因调控的准确性等问题产生了兴趣，为进一步了解相关知识，他开始看原版生物学遗传学教材，了解研究前沿。如果说好奇心是一盏灯指引着他走向科学的道路，那么在科学之路上是否成功则取决于不落窠臼的思维方式与刻苦钻研、坚持不懈的精神。1999年春天，在预防医学科学院组织的学术报告会上，他基于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认识到细菌和病毒可能都是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成员，它们或许比人类出现的更早，人为对它们进行划分是否会影响对两者的科学研究？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善于钻研、敢于思考似乎是他与身俱来的优秀品质，在新疆兵团工作时，有次需要翻译大型机械资料，单位找来的翻译员因专业知识限制无法完成。最终，他在深入阅读中文版机械的工作原理后，再着手翻译，完成了专业翻译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这其实只是他工作的一个缩影。他一直强调，做事情思维方法很重要，翻译如此，科研更不例外。想在科研道路上走得更远，就不能把自己囿于一个圈子，不能固守一个山头，要勇于不断突破自己。2001年，张永振开始在传染病所工作，此时的他做了个惊人的决定，他放弃了学习多年的免疫学，而转身流行病学的研究，一切从头开始。研究方向的转变让他开始自学病理、生理、传染病、内科等医学院的教材，他认为，在任何一个领域想要做好，首先要做这个领域的好学生。重新认识环境，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确立目标，这是他经常对自己说的三句话，哪怕科研已经走到了现在这样的高度。

　　每一项成就的取得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无数点滴的积累，纵观从边陲荒漠的少年到如今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他所走的每一步都饱含着无尽的心血和辛勤的汗水。他几十年如一日奋斗在自己的科学道路上，周末从未休息，更未休过年假，每年春节放假，所里值班的同事都会在大年初二看到他的身影。2009年，他因甲状腺肿瘤住院做了8个小时的手术，家人希望他借机能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一周之后他又出现在了实验室。加班至深夜于他是家常便饭，累了就躺办公桌上休息，有了沙发后，他就常年睡在沙发上。国外专家好奇的问他：“张，难道你不睡觉么？你回复邮件的时间应该是中国的深夜啊？”对于这种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工作状态，他表示想在科研上做出成绩，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他的科室是全所最累的科室，他的学生也是最累的学生。他说，作为一名导师，一名科室主任，他要对学生和科室负责，要带领他们在科学道路上走得更远。科学之路披荆斩棘，不进则退，稍有松懈就会掉队，既然走上科学的道路就要坚持不懈，永不言弃。

　　　胸怀祖国 志在星辰 为病毒学发展浓墨重彩 

　　在张永振团队发现的千种病毒中，病毒命名都有着浓厚的中国色彩，比如楚病毒、秦病毒、燕病毒、赵病毒，还有荆门病毒、温州病毒、龙泉病毒、梁河病毒等等。为何如此命名，他有着自己的见解。5000年的中华文明深刻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我们为病毒如此命名，是在国际病毒学舞台上发出的中国声音，这些病毒也许一百年、一千年以后还存在，不管谁再发现，它的名字都镌刻着中国符号、民族印记。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们却有国籍。张永振常对学生说，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签名都代表着中国。作为疾病防控事业的国家队，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家国情怀，要有大格局，我们不仅是为自己奋斗，更是为国家而战。当年研究狂犬病防控，美国一个公司的老总问他，如果美国疫苗价格降至和中国一样，政府是否会关闭中国的众多厂商？他反问对方一个问题作为回答，如果中美开战，美国疫苗还会以同样低的价格卖给我们么？这简单的一问一答，却和国家的利益休戚相关。

　　如果没有胸怀祖国、志在星辰的远大理想，如果没有几十年殚精竭力、栉风沐雨的奋力拼搏，张永振和他的团队不可能这样一步步登上耀眼的国际舞台。这些年，他和团队的脚步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跨越祖国的所有海域。他坚持认为，只有把陆地、海洋的样本都采集到，才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采样工作不仅工作量巨大，还承担很大的风险，跟着渔船出海采样，经常在海上一呆就是两周，晕船吐的一塌糊涂。他们到基层采样，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都是直接GPS导航到乡村、旷野。在新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他们累了就躺在沙漠里休息，喝的是凉水吃的是烤馕，没人叫苦没人喊累，因为这已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大德无形 大爱无声 默默奉献为家国 

　　在整个采访中，他再三强调，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他只是团队中的一员。一路走来，正是基于无数老前辈的经验和积累，得益于众多良师益友的指导和帮助他才取得一点成绩。他感谢每一位帮助过他的人，从高中数学老师、大学遗传学老师、研究生导师，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人事部老部长再到他的同事学生，以及国外与基层疾控机构的合作伙伴，正是他们背后大力的支持和无悔的付出才造就了今天的他。

　　这次发现１４４５种全新的病毒，《自然》杂志于美国东部时间１１月２３日发表了这一重大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文章作者署名温州市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等均并列第一，只要对研究有贡献的人都有署名，这就是他做人的原则与宽广的胸怀。作为一名导师，一名学术带头人，他希望将他所学倾囊相授，希望他的团队、他的学生都能在病毒学史上留下的自己的符号，对国家、对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说他无愧于祖国，那他对家人却充满了愧疚。硕、博连读的6年里，他仅仅硕士期间利用暑假时间回新疆看过年幼的女儿。父亲在年幼的女儿那里成了陌生的词汇。2001年留京工作后，妻子和女儿跟随他来到北京，一家人得以团聚，但他忙碌的脚步却没有停止，经常加班到深夜住在办公室。多年的辛劳让他和他的家庭不堪重负，2009年他被查出甲状腺肿瘤，2011年，他妻子因病住院，这对一向坚强的他是非常大的打击，他内心充满愧疚与自责，这么多年来家里的事情都是妻子在操劳，他最对不起的就是他的妻子，妻子这么多年支撑着一个家庭太过艰难。妻子生病后，他的母亲被弟弟接回了新疆，由弟弟照顾，对于年迈的母亲他惭愧至极，因为工作的忙碌，他能尽的孝心真的太有限了。他说，这么多年，是他的家庭一直在默默奉献，他们才是真正具有大爱的人。11月23日，他的女儿在美国看到了当地关于他们团队研究成果的报道，给他发了一条微信：老张，真厉害！这条充满骄傲与自豪的信息也许能让女儿对这么多年父爱缺失的遗憾有了别样的理解与体会吧？

　　我们即将的未来远比发生的过去更为漫长，对于张永振和他的团队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期待的时代，他们对科学的追寻之旅才刚刚开始。

　　（传染病所 夏辉）